为双方继续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利益基础。这批煤矿主要分布在苏州附近,距离共和在淮河北岸的领土仅有大约六十公里的距离。对于占据这片煤矿的红巾军来说,他们对共和突然展现出的热情既感到欣喜又心生警惕。欣喜的是这片煤矿对他们来说价值连城;警惕的是共和这个强大的邻邦可能会让他们陷入“怀璧其罪”的境地,甚至派兵强行夺取。
目前,共和暂时没有向北方出兵的打算。整个共和的基础干部已经严重匮乏,原本扩编的共和军又一次面临被迫裁军的局面。大量士兵被调往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参与地方秩序的重建以及基层干部的培养工作。如今,整个共和在中央领地上的机动兵力仅剩八个师,约五万人。因此,共和对淮北地区的控制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双方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修建一条通往宿州的铁路。对此,持有戒心的红巾军有自己的谋士,他们向高层讲述了春秋时期蜀王因贪图秦王假意赠送的石牛粪金而派人修通与秦国的道路,最终导致国家灭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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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共和如何阐述开通铁路后将带来的煤炭销售经济效益,红巾军方面始终不同意。最终,红巾军的使者直言不讳地表示:“贵方乃是虎狼之国,我们绝不能像蜀王那样愚蠢。”此言被传达给了苏星云,他对此感到哭笑不得。
尽管他本人对修建这条铁路并无恶意,纯粹是为了迅速获取资源,但也不至于为了打仗而修路。毕竟,共合军只需一天时间便可抵达宿州,而淮河北岸乃是平坦的沿江平原,并非当年蜀道那般艰险难行。
面对红巾军的戒备心态,共和方面感到十分无奈。尽管苏星云领导的共和政府地处楚地,但周边的势力却将其比作秦国。共和以其严格的法制、强大的军队以及为利益不惜翻脸的外交手段而闻名。
在共和以外的地方,苏星云被冠以“秦王”的称号。他既继承了秦王霸道的治国方式,又延续了秦王为利益不择手段的影响。战国时期的秦王曾为了争夺一块和氏璧而公然耍赖,其谋臣张仪也曾为了离间楚齐之间的关系而先是谎称五百里地,事后又无耻地改口为五里地。
尽管苏星云并未做过这些事情,但他强迫绅缙们分田地、挑起宗族间的内斗以及宣布地主对抛荒多年的土地无产权等措施,无疑比昔日的秦王更为“无耻”。
正是这些不良声誉,使得其他势力在与共和打交道时都保持了警惕。面对固执己见的红巾军,共和只好采取了适应他们的策略。红巾军提供劳动力,共和则提供机器设备和少量指导人员协助开矿。
双方约定以每吨煤矿换取五十公斤稻谷的基本价格进行交易,当然,根据不同品质的煤矿,价格还会有所调整。至于矿工的工资,则由红巾军自行决定,不过共和建议不要设定得过低,以免影响工人的工作积极性。
在与共和达成这笔重要交易后,红巾军的士气大为提振,无数矿洞被迅速开挖。第一个月便产出了五千吨煤炭,这些煤炭随后被四轮马车运送到淮河北岸进行粮食交换。
这一物资交换方式的确立,使得红巾军在战场上焕发出新的活力,其庞大的战争机器开始向河南和山东地区推进。与此同时,淮河以南的钢铁厂、机器厂等重工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南方的铁路运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铁矿资源,本地及北方运来的煤炭,加上北方逃难而来的廉价劳动力,使得淮南工业基地逐渐具备了与马鞍山工业区相抗衡的实力。
到了公元1352年,共和已经结束了战斗,开始专注于整合内部资源。然而,中国大地上的局势却变得更加动荡不安。由于共和占领了荆州,明教人士明玉珍带领骨干力量进入四川起义,利用川东复杂的地形牵制元军。
同时,他们还与大理段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