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这足以说明书院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书院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又有巨量的藏书资源，这为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书院虽然各有所属的学派，但殊途同归，大多以传播孔孟之道为己任，维护传统道统为底线。正如全祖望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所指出的那样：

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熹）学也，吕（祖谦）学也，陆（九渊）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书院把学术研究和教学两者紧紧结合起来，一方面，学术研究是书院教学的基础，这既提高了生徒钻研学术的能力，又培育了学术种子，壮大了学术队伍。

另一方面，教学和研究推广了书院的学术成果和各派的学术思想。以象山书院为例，陆九渊向弟子传授陆学后，其门人积极宣传师学，如杨简在碧沚书院讲学，袁燮在城南楼氏精舍讲学，沈焕在月湖竹洲讲学等，扩大了其学术影响。

又譬如清代学者黄宗羲，他创办甬上证人书院，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转化为讲学内容，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影响面不断扩大，逐渐形成闻名遐迩的浙东经史学派，并把学术思想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大多数书院还致力于普及文化知识和以儒家道统对社会进行教化，推动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化。朱熹曾说：“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

王守仁也非常重视对平民大众的教育，他认为应“教之歌诗习礼，申以孝悌，导之礼让”。对平民百姓的教育内容虽然浅显易懂，但这也是一种儒家道德的教育，目的就是淳厚世风，传播儒家文化。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并以“书”为名，显然与它的藏书功能是分不开的。书院的教育功能是以藏书功能为前提的，“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

首先，书院保存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无论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都是弥足珍贵的。

比如钟山、紫阳、敷文三所书院所珍藏的武英殿刊本的“十三经”“二十二史”等，以及白鹿洞、岳麓两书院珍藏的《御纂日讲解义》等古籍，为研究古代的历史文化了翔实的资料。另外，由于书院与学派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故而许多学术大家的著述文字，也通过书院刊印、收藏得以保留下来。

其次，书院的刻书与印书等文化活动，不仅传播了文化，而且促进了文化的下沉和知识的大众化，推动了书院学术研究活动。

如朱熹所编撰的《论语集注》《论语要义》《近思录》《孟子集注》等二十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一方面，使理学成为学术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扩大了理学的影响面。又如阮元在主政学海堂和诂经精舍期间，刊刻了《朱子大全集》《十三经注疏》《诂经精舍》等一大批儒家文献。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书院的藏书不仅仅服务于书院的师生，而且可以外借，使书院成为“公共图书馆”，直接服务于儒家文化的传播。

益阳箴言书院允许院外士人借阅书籍：“凡院外之人愿读某书者，自具薪水蔬油来院，呈明监院，限以日月而借之。仍不许出院门。”

江宁惜阴书院也是如此，“俾本籍士子无书者得诣书院借读”

书院是七星大陆之上，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不同于宗门却又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它集教学、学术、藏书为一体。

书院产生于唐末五代，其时， “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书院在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