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乎？虽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谬，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与。善乎！孟氏之发仁深切也。

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在《慈湖书院记》中称：“古者乡有庠，党有序，闾有塾，里居有父师少师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理义明。书院之设，意犹近古，睢阳、白鹿为称首。若周、程、朱、吕治教之地，文献尤盛，天典民彝之统纪，恃以不坠。”书院的使命是“接续圣道，成就人才”，“弘扬儒道，讲明正学”，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科举功名的以“明人伦”“赞化育”“参天地”为目标的文化理想。明代弘治年间，陕西三原士人王承裕等建弘道书院。书院以“弘道”为名，所表达的正是此意。“夫能此之谓弘道, 持此不懈，在主敬；而察此以怀之，在谨独。吾性既尽，然必尽人物之性。至于赞化育、参天地，乃为弘道之极功，而亦非吾性外事也……若独以学业为务，以科目为念，以功名显达自期待，毁方瓦合以求避世俗之笑，则安用此书院？”

书院对儒道的承续和弘扬，还可以从书院规章制度中窥见一斑。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提出了培养生徒道德主体人格的“三要”：其一为“修身之要”，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其二为“处事之要”，要求生徒正确处理好义利的关系，做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三为“接物之要”，要求生徒对此对彼一视同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曾任教于诂经精舍的陈寿祺在其《示鳌峰书院诸生》中指出：“书院之设，始于宋时。所以招徕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与讲明义理，以为身心性命之助。顾姓名精微之理，即寄于圣贤经传中，必先析疑辩难，而后至当不易者使出，于是取而淑其身心，以求无戾于古昔圣贤之所授受。”

陈寿祺认为书院的教育宗旨就是通过传授儒家经典，“讲明义理”，来辅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

从历代学者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尽管各书院创建的时代、社会背景各不相同，创建的缘起、过程各有差异，创建者的身份、学术建树及特点也大相径庭，但各个书院都把明圣贤之道、扬孔孟正学、行社会教化、讲道和传道作为办学的根本宗旨。

儒、释、道在历史上一度并列为社会之文化主流，宋代以后，书院在融合佛、道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学术文化传播中心。

曾经的书院虽然有很高的学术自由度，但书院的一大特征是其学术倾向往往与讲学者或山长的学术流派密切相关。

在儒家占传统文化主流的社会中，书院往往与儒家学术文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吕祖谦与丽泽书院，陆九渊与象山书院，王守仁与姚江书院，东林党与无锡东林书院，阮元与学海堂、诂经精舍，张之洞与广雅书院，康有为与万木草堂等等。

这些书院不仅延续和弘扬了儒家的学术传统，也为儒家学术的转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讲学是书院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对于书院而言，讲学是传播儒家学术文化、培养人才和开发民智的主要途径。“书院在发展历程中，始终以学术研究为主轴。”

许多书院人才济济，他们或在院内潜心钻研，或与不同学派及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学术辩论。讲会（又称会讲）是书院讲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书院讲会的状况、水平，是学术思潮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朱熹与张栻的“岳麓之会”，它与朱熹、陆九渊、陆九龄、吕祖谦等人在江西信州的“鹅湖之会”，以及陆九渊与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义利之辩”，为史上著名的三大讲会事件。

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次学术辩论与交流都发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