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唐宋年间，上元节或许不是这年头最重要的节日，但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节日。

首先，它在年节之后，春耕之前，这个时候，没有到农忙的节气，但天气却已经转暖，不似年节那般寒冷，正适合出门。

与此同时，可能是人类共有的特性，春天的节日向来是对女子网开一面的，宋代及之前，虽然女子的地位都一直是有的，但允许所有年龄段的女子放肆出来游玩，却也仅限于两个春日节庆了……于乡野而言，无疑是春耕后的上巳节（三月初三）最为契合，这一天是踏青、沐浴、去邪的好日子，而城市里，毫无疑问就是上元佳节了，花灯、祈福也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其实，这种春日间节日对女性的额外尊重与网开一面，很可能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殖崇拜、自由恋爱与农耕社会的妥协与结合的产物。

这一点，可以从很多原始的部落、早期开化文明中清晰窥见到一些特定的发展脉络……好的坏的无所谓，但古今中外，着实都免不了这一遭的。

只能说，即便是渐渐保守化和持续性压抑的中国，也阻拦不了这种人类基本的最欲望与需求。

毕竟嘛，洋和尚也偷灯油，政教一体的中亚军阀们也喜欢养，大家都是人，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当然了，到了宋代，记载在《周礼》中，得到儒家老祖宗双重认证，但却更加放肆的上巳节，忽然间便在北方和中原消失，而主题更收敛一点的上元节却得到了官方的更进一步推崇……从这个角度来说，却似乎又是封建礼教的胜利了。

中国传统社会性压抑的进一步加深，以及女性实际社会地位的减弱，似乎也是事实。

不过这么一来，上元节前后五日，所谓‘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四门大开，不禁昼夜’，以至于连刑狱机构都可以趁机展示刑具，几乎变成大宋版的狂欢节，却也算是另一种释放结果了。

而这其中，又公认的，尤其以东京城的上元节格局，历来显得与他处不同。

一连五日，自正月十四到十八，城内城外，乡野地方，真真是百万人口倾巢而出，彩灯遍布整个城市，甚至一直延伸到城外的岳台、青城，整个城市到了夜间，几乎变成一片灯海。

而且这其中，城西灯景的别致，城南灯海的密集，城东灯市的奢华，城北灯场的广阔，素来是出了名的。

但这些又都比不过宣德楼对面，御街正中间的灯棚灯山。

所谓灯棚灯山，乃是皇家诏令工匠，自年节时便开始建设堆砌的彩棚式大型灯具，每年形制大小都不相同，其中高一些的几乎要与宣德楼等高，宽一些的几乎要与御街齐平。

实际上，每年上元节假期的第二日，也就是上元日当天晚上，整个东京的士民百姓往往要从大白天开始便到御街两侧占座，专等晚间的灯山、灯棚的点燃……这就好像后世的春晚一般，甭管好看不好看，总是个特定的保留节目，而且是正戏。

不过，细细算起来，从靖康二年也就是建炎元年那一拨女真人围城算起，东京城已经足足七年没有真真正正的起过正正经经的灯棚了。

可这一次，过年的时候，便隐隐约约有官家龙颜大悦，然后拨出专款，召集工匠做灯具的传言出来……大家考虑到去年没有任何大的战事，官家的权威地位又到了根本无法动摇的地步，再加上还有元祐太后归京的由头，所以反而多有信了的意思。

高级官员们也多没有反驳流言的意思，因为他们亲耳听到户部尚书林景默与赵官家的对话，所以知道去年的建财计划其实已经超额完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弄出来几万贯、十几万贯做个样子……而且还能让上元节的市场热闹一点，多收些商税、卖些彩票，套回一些成本……未必就不行嘛！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