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玩弄到了极致。他麾下的两位朝廷辅宰重臣，一位是传统显学的代表人物——蔡熹蔡显阳；而另外一位，则是新锐杂学的代表人物——王放王牧北。单从这两位内阁大员的出身来看，就能体现出天佑帝构建北燕文官体系的整体思路以传统显学以教化万民、以诸学杂说而治世理国。

其实诸家学说之间，并不分高低贵贱，只是不同的几种工具而已。哪种工具的效果更好，就只取决于时下的社会大环境、与朝廷各级官吏的施政水平而已。对于北燕朝廷来说，王放此人纵然脾气火爆、不拘小节，然而却是一位学贯古今，文武双的杂学大家。他所提出的国策与思想，充满了浓郁的个人风格，并不会拘泥于某一家时兴学说，也不会贬低那些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的传统旧学，一切皆以实践效果为准绳。可以说如今北燕王朝这百花争鸣的文化氛围，便是王放一手建立而成的。

如果说蔡熹是有志于入仕学子的座师，那么王放，便是天下之人的座师。即便是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工匠、商贾、农夫、女乐等等贱籍，都曾直接或间接的受过王放的恩惠。

王放的影响力已然如此可怕，可明争暗斗了这么多年，却仍然还是屡屡在蔡熹受伤吃亏；这其中尽管有着周元庆耍弄帝王心术的原因，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蔡熹、以及他身后儒府学派的整个梯队，是何等的牢不可破！

话语权，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历史经卷，也完由他们来书写。身前身后之名，已然皆在仕子笔墨之中，普天之下的英雄豪杰，又有几人敢于无视他们制定出的规则呢？

虽说蔡家也是鲁东路的名门望族，但他与圣人毕竟不同姓，却何德何能，竟可以扛起儒府学派的大旗呢？

究其根本原因，便是南人更加注重族缘血脉；而北人，则更注重文化认同。打个比方来说，对于华江以南的人来说，如果两位陌生人之间是共同祭拜一家宗祠的老表，那么即便互相眼生的很，也会自觉的紧紧抱成一团，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可两位北人如果是未谋其面、只闻其名的远亲，就未必能缔结成利益共同体了。

北地多战乱、江南少流民。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之下，便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际网络。换句话说，对于北地的儒府学派而言，选择扛旗之人的标准并不在于血脉与门楣；而是在于其人的道德品质与学术造诣；如果说的再功利一些，那就是看看门下三千弟子之中，谁能在朝廷的文官序列之中爬到最高的位置，那么谁就能立刻得到天下仕子之心！

千百年来都处于此种氛围当中的儒府学派，自然也形成了一套如何给人区分等级的标准。用一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来形容，也是再恰当不过了。无论是农夫还是商人、工匠还是武术家，至少在儒府学派的势力范围之内，则统统归于一类。且不论上古时期的圣人公，当初的治学理念究竟如何；但经过了千百年来演变至今，儒府学派的文人风骨，已然变成了臭不可闻的卑劣下贱。

简单说来，鲁东路的各行各业，只要能与儒府学派搭上一丁点边，就一定要为这些莘莘学子的驾前任意驱使。有银子的送银子、没银子的出力气。而且即便不留余力的供奉香火，也完无法进入那些圣人门徒的眼皮子里。想要打入他们的圈子当中，要做的努力可不仅仅是黄白之物这么简单！即便是大字不识一个糙人，也要按照学子老爷们的生活习惯，效仿那些浩如烟海的日常礼仪；把生僻书面词汇掺杂在日常交流之中，才能与那些学子老爷们谈上几句！

如果想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变成一位有机会入阁拜相的仕子，那么其中所要付出的艰辛，一定不比修成天灵脉者轻松多少。这儒府学派虽不讲血缘关系，但他们却讲究家庭出身啊！如果其人是商人的儿子，即便考取了功名，吃上了一口君王禄米，也绝对无法进入文官体系的核心序列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