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有一部分人，如李景隆和谷王朱橞一般，选择了主动归顺朱棣。在燕王进入南京的当天，兵部尚书茹瑺、吏部右侍郎蹇义、户部右侍郎夏原吉、礼部左侍郎董伦、大理寺少卿薛嵓、翰林侍讲王景，以及翰林院的不少官员如杨溥等，纷纷主动向朱棣输诚，归顺了这位新主子。朝中大多数官员在茹瑺的率领下，也都跟着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他们这般选择，倒也不尽是贪生怕死、趋炎附势之辈，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出发点其实颇为简单。在他们看来，朱棣与朱允炆皆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血脉后代，不管是儿子当皇帝，还是孙子做皇帝，皇位都是他们老朱家的，于他们而言，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况且，朱棣以“靖难”之名起兵，夺得皇位后，一直强调自己的行为是为了清除建文帝身边的奸佞之臣，恢复太祖朱元璋的祖制。如此一来，选择归顺朱棣，在他们心中，其实也并不违背那传统的忠君观念。

在这风云变幻的局势下，他们审时度势，觉得顺应新的形势，或许才是保全自身和家族同时还合乎本心以及自己所学的明智之举。

然而，朝臣之中，却出现了不少言行不一者，着实令人玩味。衡府纪善周是修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早在燕军已经渡江、京城未破之际，他便与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江仲隆、萧用道诸友相约，众人皆信誓旦旦地表示，城破之时，大家便同死殉忠，以全自己对建文帝的一片忠心。

可谁能料到，当京城真的被攻破之后，唯周是修一人坚守承诺，毅然自杀殉忠，以全死节。其余众人竟皆背弃诺言归顺了燕王朱棣。

更有意思的是，后来为了缅怀周是修，解缙还为周是修撰墓志，杨士奇也为其作传。

传写完后，杨士奇竟还对周是修的儿子说道：“使我与汝父同死，今谁为作传？”

这话传开后，闻者无不觉得可笑至极，如此言语，仿佛将他们当初的约定当作了一场儿戏，也让人不禁对这些文人官员在大义面前的抉择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不过，世事难料，杨士奇后来却成为了一代名臣，还是着名的“三杨内阁”成员之一，在朱棣之后的“仁宣之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了推动大明走向繁荣昌盛的主要推手之一。

解缙与胡广的行径，更是让人感慨万千。他们可不止一次与同僚信誓旦旦地表示应效忠建文帝。胡广本还是建文朝的状元，说来这状元之位的由来，还有一段插曲。那次科考，原本状元是王艮，胡广只是榜眼，可王艮相貌丑陋，建文帝心中不悦，便将第二的胡广与王艮对调，于是胡广就成了状元，王艮成了榜眼。

其实，胡广能被取中为状元，也是事出有因。当时殿试策论的题目正与“时方讨燕”相关，胡广在对策中写了“亲藩陆梁，人心摇动”八个字，暗含削藩之意，恰好契合了建文帝当时的心思，因而打动了建文帝，被亲擢为第一，还赐名“靖”。建文帝自是希望胡广能忠心耿耿，助自己为朝廷完成靖藩之策，稳固江山。

当燕王大军准备渡江，京城已然岌岌可危之际，翰林院待诏解缙、修撰王艮、胡靖（即胡广）等，聚集在吴溥家中。众人慷慨陈词，解缙大谈君臣大义，胡靖也是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大家共同约定，城破之时，定要自杀效忠建文帝，甚至还断指起誓，场面可谓悲壮至极。

吴溥与胡靖比邻而居，吴溥的儿子吴兴弼见状，不禁感叹道：“胡叔叔能为陛下死节，慷慨赴义，真是件激励人心的大好事。”

吴溥闻言却摇了摇头，说道：“不然，胡广、解缙那些人只是说说空话罢了，王艮才是定死无疑。”

父子俩正说着话，突然听到隔壁胡靖大嚷起来。原来，是京城按朝廷命令施行坚壁清野，以此来切断燕军粮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