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起仗来，钱就像水一样哗哗往外流，北伐之前，宋子文竭尽全力，可以用广东一省之力保障八万士兵的吃喝拉撒，可是北伐开始后，枪炮无数，再加上策反和收编敌军，财政一下子开始吃紧了。

用广东一省的财政力量支持全国的北伐战争，在宋子文看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广东一省的财力有限，能提供的税款也有限，根本不能应付北伐的无底洞需求。蒋介石不这么想，他觉得北伐正在紧要关头，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正是用钱之际，宋子文不是财政部长吗？财政部长不就是搞钱的吗？搞不来钱你当啥部长？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好使。

蒋介石指挥军队打仗，手底下的士兵都是些实在人，如果军饷不到位，他们可不会管谁是总司令，发动个兵变干掉蒋总司令，那是分分钟的事情，蒋介石心急如焚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两个人都有道理，两个人脾气都很大，两个人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两个人的关系迅速恶化。

如果换成其他人，依着蒋介石的脾气，早就派几个士兵用枪指着宋子文的脑袋了，可是宋子文是革命导师孙中山的小舅子，何况此时蒋介石正在对宋子文的妹妹宋美龄垂涎三尺，还指望宋子文能美言几句，虽然恨的牙根痒痒，也不敢拿宋子文怎么样。

如果不能搞到军费，战争就无法继续下去，甚至会遭遇失败，这些事情宋子文都明白，可是如果坚持开办银行的最基本原则，发行纸钞必须有对应的准备金，就无法解决军费问题，经过艰难的思考，宋子文放弃了原则，开始大肆印刷钞票，北伐军拿着纸钞，在市场上购买需要的物资，暂时解决了军费危机。

这种搞法就是打劫老百姓，在洪水一样的纸钞面前，通货膨胀来临，物价飞涨，再傻的人都明白了，广东国民政府开办的中央银行靠不住了，没人再信任该行发行的钞票，宋子文一手创立的中央银行基本快完蛋了。

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取得节节胜利，风光背后是广州国民政府接近破产的事实。

1926年9月，在即将攻克武昌之际，蒋介石为了压制唐生智，向广州国民政府提出迁都武汉，迁都是大事，哪能说迁就迁？谭延闿开始没搭理他，结果在蒋介石一再要求下，在1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决定派出6人先遣组，赴武汉调研迁都事宜，先遣组成员包括：宋庆龄（孙中山夫人）、鲍罗廷（苏联驻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孙科（孙中山儿子）、徐谦（左派）、陈友仁（左派）。

这是一个妥妥的左派工作小组嘛，虽然武汉不能送给唐生智，但是也不能送给共产党啊，蒋介石急眼了，不顾礼仪，几乎用命令的口吻命令中央政府马上立刻全部迁到武汉，张静江和谭延闿不敢怠慢，没有等先遣小组的调查结果，决定1926年12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全部停止办公，12月7日和20日，分两批迁往武汉。

但是情况很快又发生了变化，宋庆龄和鲍罗廷到达武汉之后，受到武汉民众的热烈欢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北的工农运动发展迅速，打土豪分田地和争取工人权益开展的如火如荼，此时的武汉已经变成了左派和共产党的地盘，让蒋介石感到极其害怕，如果迁都武汉，政府工作必然受到左派和共产党掣肘，国民党内还有蒋介石的立足之地吗？蒋介石迅速改变主意，不能去武汉，决定迁都南昌。

对于蒋介石近乎无赖的要求，武汉左派愤怒了，坚决反对迁都南昌，理由非常充分：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等等，迁都之争爆发了，当然，这些口号虽然正确，但也只能喊喊而已，蒋介石当做没听到，没有任何影响。

真正能震慑蒋介石的，还是军费，哪怕是天塌下来都无所谓，如果一天没有军费，蒋介石就要玩完，手下的丘八们手里拿的都是枪，只要一天没领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