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与许贯忠要谈的，是重新梳理征东大将军府治下地盘的行政区划重新划定。
王伦在冀州与许多官员商讨过，都认为有必要调整州县。实在是大宋朝的“州”一级别的行政区划，实在有些不合理。
比如雄州，只有两个县管辖，莫州更过分，只有一县之地。
这固然是因为二州处于大宋、辽国的边境交界处，但大宋设置了三四百个州级行政单位，也确实太繁琐了。
实际上自大宋开国以来，行政区划就不断调整。毕竟五代十国的乱世，各个割据政权都在势力范围内设州设县，要重新调整，事务牵连就甚是繁琐。
但大宋朝的冗官现象极其严重，为了安置官吏，二级行政区划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王伦的意思，是改州为府，废除军、监，且府名原则上延续大宋朝的州之郡名，以二字为府。
对于秦汉以来的中原王朝行政区划，王伦是认真研究过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创立郡县制度，西汉则是郡国并行制度，即王国等同于郡，侯国等同于县，并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刘焉一封“废史立牧”的奏章，自此华夏的行政区划就从二级变为了三级，且是以“州-郡-县”三级为主。
隋文帝时就曾经嫌天下州郡太多，于是又改为州县二级制度，但却在州一级之上设了总管府，总管府主管军事，兼管部分民事，所以在事实上就成为了隋文帝一朝的一级行政区划。
但隋炀帝上台后，汉王杨谅以并州总管起兵，总管府就被废除，天下再次改为郡县二级制。
唐朝到唐玄宗时，大致可以看作是“都督府—州—县”的三级制，但都督府多在边疆，所以实际上仍旧只能算是二级制。
唐玄宗之后，中途曾经再次变州为郡，随着节度使的出现，大致就形成了“节度使—州—县”的三级行政区域划分。
东汉“废史立牧”之前的州，与唐朝的“道”一样，都属于监察区域划分，并不具备行政区划的功能。
宋太宗时则废道改路，各设转运使，其职责除了掌握一路或者数路财赋之外，又多了考察地方官吏的监督权，维护治安、清点刑狱的民事权，甚至还多了监督地方科举的举荐权。
到了宋真宗时期，转运使的权力扩大到在事实上成为一路的最高长官，只是相比东汉之后的州牧，转运使的行政权有限，且没有军事权。
所以大宋朝的行政区划，并不是完整的三级制度。
辽国效仿唐朝，西夏效仿大宋，故而对王伦来说，并不具备什么参考价值。
故而王伦的意思，是仍旧推行三级行政区划，一级行政区划要么称“道”，要么称“行台”，其下则是府、县，再下则是乡、村。
一级行政区划可以暂时不考虑，二级行政区划的“府”，王伦认为从现在开始就得动手调整了。
得益于大宋朝制度，几乎每一个州级行政区划单位，都会有一个两字的郡名，故而征东大将军府也不需要刻意去更改诸多地名。
但许贯忠提出了异议，由于两汉以来的州皆为单字，到了唐朝，就形成了一种政治传统，若州名为单字，则表明该州是受朝廷直接管辖的；若是双字，则是羁縻州，朝廷只需要任用土官，允许其自治，但有驻军等特权。
改州为府他并不反对，只是觉得都改为二字，现在辽、金、西夏未灭，岂不是要被蛮夷嘲笑？
王伦只是拿出了厚厚一叠文件，那是户曹、礼曹联手统计的辽国各州名称，也包括高丽国的诸州，多有与大宋以及梁山现有州县同名的。
许贯忠便同意了，这种更改地名的事情，实际上也代表着征东大将军府的一种正统宣称，是非常有政治意义的。
王伦又提出了一个原则：府一级的合并，宜以五个左右的管辖县为适。河北东路三府十一州五十七县，河北西路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