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朝的赋税，同历朝历代一样，都分为两大类，即对商业行为征收货币税，对田亩征收实物税。

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以及王安石之后章惇、蔡京等宰相推行的新法，都是在将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只是这种变革并不彻底。

故而大宋朝的实物税，就分为了四大类，每一类下面又细分为若干品。

谷之品有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也就是糜子，六曰菽，也就是豆类，七曰杂子，即其余各种杂粮。

帛之品有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榇，五曰絁，是一种粗绸，六曰绸，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

其中榇不是指棺材或者梧桐木，而是指木槿纤维编织的一种麻布织物，主要用来编织麻袋。

金铁之品有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镴，镴就是锡和铅的合金，四曰铜、铁钱。

物产之品有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

王伦专门收集过大量的相关情报，发现大宋朝的赋税实物，主要集中在淮南两路以及长江以南诸路，包括蜀地的四路。

荆湖北路的许多实物税，并不比京东两路上缴得太多，但是却十分齐全，不似京东两路，有些岁赋实物，只是象征性地缴纳几十到数百的数量。

所以在马灵传回消息，说王庆攻占了江陵府，并且将荆湖北路转运使等朝廷高官都给杀了之后，他就立刻在京东两路发起了扩张。

因为荆湖北路虽然缴纳的实物税相对不多，但荆湖南路足够多，而且荆湖南路的朝廷赋税必须要通过北路转运到东京城。

这就意味着，王庆的主动出击，实际上就切断了荆湖两路以及蜀地的赋税外运，朝廷显然是不可能放任不管的。

这个机会王伦显然不可能错过，而且他的目标就定在了淮南两路，尤其是淮南东路，这样梁山就可以借助海运的优势，进行兵力、人员、物资的各种快速调度。

自古以来，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无非体现在两方面，税赋和徭役。前者需要百姓出钱出物，后者需要百姓出力。

大宋朝由于厢军众多，在实际上取代了以往朝代向民间征派徭役的行为，故而大宋朝就出现了“赋重役轻”的现象，总体而言，对被统治阶级的压榨程度既没有减轻，也没有变重。

但赵官家大兴花石纲，而且一搞就是十多年，两浙、江南两路、淮南两路的百姓，就多了一层力役，甚至京东两路南面的淮阳军、徐州百姓，也被大量征发为役，却逼得更多百姓向南逃亡。

于是这几个路的百姓，就要承受“赋重役重”的压迫，民怨极大，这也是为什么王伦下令对外扩张，许贯忠、萧嘉穗派兵出击，一路如此顺利的缘故。

王伦早就与诸军师、众头领们商议过，梁山所在的位置确实尴尬，虽然暂时在京东两路站稳了脚跟，但对外扩张地盘的方向几乎不用考虑。

向西，是东京城所在的京畿路，就要面临号称二十万的禁军，难度太大；向北，就是河北两路，大宋朝在边地州县驻扎了大量的禁军防备辽国；向南，淮南两路是运河、水路向京师之地转运赋税的要地。

王伦最近也想明白了一件事，大宋朝“与士大夫治天下”，优待读书人，导致了文人士大夫阶层，比赵宋皇室更为渴望大宋朝的存续，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高高在上，享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各种特权了。

大宋朝取士太多，民间多有读书人心向朝廷，这些人把持了民间舆论，说黑就是黑，说白就是白，若不彻底打破赵宋的天命神话，是无法彻底惊醒民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