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共和政府已不再是昔日江淮地区的小角色，而是成为了一方霸主。如今，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四方势力的神经。

首先便是五年计划，其中苏星云对领地的工业产值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首先是30万吨的钢铁产量，这一数字是中国宋朝全盛时期的三倍。其次是铺设两百公里的铁路，以及相应的煤炭和水泥的巨大产量。

当文人们看到这些计划时，纷纷指责这是滥用民力的恶政，将苏星云的做法与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相提并论。然而，“滥用民力”这个词似乎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从定远县避祸而来的胡惟庸对共和政府的制度颇为了解，他对共和政府滥用民力的说法持有异议。胡惟庸认为，在共和领地上，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被滥用民力”的民众已经不复存在了。

胡惟庸指出，自古以来，地方官代表天子管理百姓，实际上是通过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士来征发民力。一旦天子过度征用民力，地方势力便可能不再支持天子。因此，天子利用民力实际上是在借助地方绅缙的力量。

但在共和制下，地方宗族势力被直接打倒，官吏亲自招募人手管理地方事务。这样，地方上就没有其他势力敢与共和政府对抗，失去了掣肘，共和政府便可以无所顾忌地使用民力。胡惟庸的这番解释很快遭到了质疑：“这种不仁的政策怎能推行？被官府指派的百姓不会逃亡或反抗吗？”

胡惟庸无奈地再次解释：“共和政府征用民力是支付报酬的。这些钱原本是用来供养绅缙的，现在地方绅缙已倒台，这些钱便被共和政府用于此。”胡惟庸对共和政府的这番简单剖析，在江南绅缙心中刮起了一阵寒风。

江南士子们惊讶地发现，世间竟有如此收买民心之法。一想到共和政府竟然用自己的家产和财路来驱使那些他们平时不屑一顾的底层百姓，他们心中不禁感到一阵恶寒。在苏星云这样的做法面前，这些文人认为这简直是在自掘坟墓。作为文人，他们当然要奋起反抗。首先，他们将苏星云宣扬的土地革命归类为邪门歪道。至于化学和物理这些绝对正确的自然科学，这些文人倒是没有反驳，也没有指责自然科学为奇技淫巧。他们的见识还没有像清朝那些迂腐之人一样，鄙视那些能炼钢造炮、关乎国家武备的学科。

然而，江南文人很快又被苏星云推出的禅让制再次震惊了。苏星云根本没有将权力移交给子孙的打算，而是选择交给那些从基层一步步上升上来的能吏。尽管这些旧文人认为苏星云体系下的官员们不通文雅，是粗鄙之人，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的确是能吏。将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就是这些能吏能力的明证。

但是，这样一来，用儒学来影响苏星云的下一代就变得不可能了。如果苏星云打算将权力传给子孙，那么就必须让子孙学习儒学。儒学在阐述人性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是一流的。作为一个继承祖辈皇位的皇帝，他或许可以不会干事，但他必须学会管理人。不会干事，有人帮忙干，国家最多出些问题；但若不会管人，那便是死路一条。然而，苏星云再次超出了这些文人的思维常理。如果国家是由禅让的能人来治理，那么帝王心术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根据苏星云提出的禅让制，被禅让的对象都是经过三年严格考察，凭借卓越能力和才干赢得人心的杰出人才。能者居之，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对于这些大才而言，治国无需依赖帝王心术等权谋小技，他们更倾向于制定规则，依法治国，而非人治。

随着儒家丧失对地方的治理权，以及对未来高层的影响力，这些旧文人若不想被边缘化，就必须学习苏星云编纂的理化书籍并通过考试，加入共和体系。在共和体系中，儒学并非晋升的必要条件。那些在共和体系就职的旧文人，即便能够坚守儒学，也难以保持其昔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