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昌回到家，压力才真的上来了。

很显然，皇帝给自己好友的任务主要还是在政务上，而自己的压力却是在研究上了。只是这些东西可不好跟朋友吐槽。因为有些东西万寿宫那边没有批准，还真的不敢乱说。

嘉靖给出的课题其实是最近很火的《天祚二十五年》带来的。里面对天祚帝的各种行为，仿佛身临其境一般的描述，确实是相当的有代入感。

宋应昌其实理解，嘉靖其实很想了解下新学是怎么看待宋朝是怎么灭亡的。只是新学的言论往往都是悖逆之言。用来直接分析宋朝就有些容易惹到当前的忌讳了。这也是为什么之前三人做的王安石变法探究被嘉靖给中断了，三人又给各自安排了职司才算是让朝廷消停了下来。

但是大辽可没什么正经史料留下来，一切都依赖于高老师寄送过来的资料。很多时候，宋应昌都承担着高翰文在京城的嘴替罢了。但即便如此，总结出来的东西也是足以惊世骇俗。

那本话本中其实已经列明了，大辽灭亡的种种原因。

比如，首先就是大辽实亡于道宗皇帝。这个庙号叫道宗其实本人是个佛门狂热爱好者。其人在位近50年。前期较为励精图治，后期笃信佛门。干了两个事情，直接加速了大辽的灭亡。

第一个就是故意不提拔高级文官武将。这直接导致后期天祚帝上位后，盲目提拔官员，新提拔的高官毫无经验和威望，甚至出现在一起围攻金朝的战役中，两个主要的武将相互不服气，而随行监军的文官以及太监都毫不懂兵事，以至于分营后被金军各个击破，大辽最后的野战主力步兵经此一役损失殆尽。朝廷缺有威望有能力的主将与文官，导致在战略上相互掣肘而不自知。朝令夕改，无所适从。道宗皇帝还自以为得意的文武相制，上下相制，内外相制，以拱皇权。

第二个就是大力推广佛门，导致明明是区分南北院制度的大辽，在道宗皇帝后期，北院也南院化了。其核心就是原本逐水草而居的北院，因为祈福诵经的需要，在上京临潢府与东京辽阳府定居了。定居后，导致整个北院的牧羊生产大幅下滑。原本自给自足的各个部落，一下子不得不依赖贸易补充才能生存。整个辽朝都极度依赖宋朝的岁币来补充。

而定居带来的另一大后果就是各种疟疾等传染病横行，原本是横刀立马的草原铁骑，到天祚帝时有一半被各种莫名其妙的疾病折磨得上马都困难。

只是天祚帝醒悟太晚，到天祚二十年才开始大规模招募宋朝医匠，而当时，大辽已经失去了过去的草原马场了。

而辽道宗干这两件事的动因居然是为了省钱给佛门建新寺，开什么水路法会保佑大辽江山绵长。真正的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事当然也是有利于削弱北院那一系列实权汗王，但朝廷也注定失去了这些北院汗王的屏障。一旦不能自己直接解决辽东的女直外患，灭亡就只在旦夕之间。

其次，就是天祚帝的刚愎自用。其上位得到南院文官的支持，一上位就大力清洗蛊惑辽道宗皈依佛门的太监与太监直掌的典宿卫。结局就是这批新上位的文官，骤登大位，各种应付不力。既然皇帝已经没了耳目，就干脆不报道。这也是天祚帝前十年明明天灾不断，却罕有救灾的原因。因为皇帝不知道，还以为国泰民安呢。

等到天祚帝在天祚十年回过味来，发现文官也会欺骗他，就再次大肆重用宦官、典宿卫，甚至各地官员必等宦官点头才敢行事。天下财政一半入内帑，而内帑一大半都供养了太监与典宿卫。百官基本普遍欠俸一两年以上，却动辄得咎，人头不保。这一下，让天下官员与皇帝离心离德。这也是天祚帝逃出中京前本来是打算向朝廷百官募捐的。结果其国丈也就才愿意捐赠100两。事后金人拷响居然从国丈家找到一千万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