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衙门，黄小波和捕头又分别来报了一下今天巡视的解救数量，一人也只抱了一个女婴。

也都是依例放到育婴堂。

想清楚关节的王用汲只觉得人心冰凉。

唯一的幸运是现在女婴有用了，长大能去给机户纺织养活自己，甚至不用长大，半大就可以打发去挣钱养家了，于是乎女婴因此更值得抚养了。

同理，做工的更多了，人力有了去处。无论男女，被抛弃的婴儿都大幅减少了。

父母养子女不是因为亲情，而是因为挣钱。

这种赤裸裸的现实，让正统儒学士子王用汲如何能安心接受。因为这直接掀翻了自己一直以来信仰的性善论的根基。

把这一切记录在案后，让人给杭州知府高翰文送过去。

因为他知道，泰西之学是不以人性善恶为前提的。

王用汲自己对泰西之学其实是有些抵触的，直言利害，太过功利了。但现实却似乎更在高知府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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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多少时间伤春悲秋，王用汲还得去巡视一下育婴堂的情况。

那里说是育婴堂，其实周围的人更愿意称之为死婴堂。大约七、八成的婴儿死亡率，送进来的婴儿勉强也算是经历了九死一生。

大明开国时，太祖皇帝就诏令各地设立慈幼院之类的救济机构。

一开始，确实也风气为之一振，很多穷苦之人、特别是弃婴因此得以存活。

这也是为什么终太祖一朝，无论官场怎么折腾，民心都在太祖一侧。

然而，这个制度却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各地慈幼院的财政完全是由于地方承担。这样随着成祖之后，中央迅速失去对地方财政的监管，地方为了缩减开支只会想办法缩减相关支出，甚至承包出去，彻底甩开包袱。这导致各地的慈幼院基本处于瘫痪、半瘫痪的名存实亡状态。

建德县还是好的，毕竟背靠江南，还能勉力维持。但经常入不敷出，导致婴儿在养育过程中营养不良，吃不饱穿不暖，有病不治是常态。因而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当然这个时代，底层养孩子的死亡率也不低，基本三成往上，这还是父母愿意养的情况，如果考虑弃婴，那死亡率也是五成往上了。

这么一对比，似乎建德县的育婴堂干得还不错。

其实如果是对比外地已经承包给私人的育婴堂，建德县这个就更不错了，因为私人承包完全就看承包商人品了。尽心尽力的的少，大多婴儿都十死无生。

作为一个致良知的儒生，王用汲是不觉得七八成死亡率就值得沾沾自喜了。

既然做工能让父母更愿意养孩子，那么做工也理所当然应该能让育婴堂更愿意养孩子。

育婴堂的帮办可是比父母更为功利的存在。

王用汲改进育婴堂也很简单，就是先将育婴堂的婴儿编号，然后与帮办人员名称对应上。育婴堂帮办的工资与其养活的婴儿十二岁后做工的工资挂钩。

具体的挂钩方式就是婴儿十二岁后就由衙门牵头介绍机户的纺织工作，工资由机户直接拨三分之一给育婴堂，激励其养育的帮办，三分之二归孩子个人。

十年时间，差不多二十二岁，孩子也就听凭自愿出走了。

用孩子的青少年养其童年。虽然还是要衙门出大头，但应该能勉强保证帮办们尽心尽力了。

王用汲几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童工的悲惨，但是只要能活到12岁，哪怕是童工，死亡率也会大大降低的。毕竟活着比什么都强。

想到自己之前还对泰西之学不以为意，没想到处处却要借用其中的思想。王用汲沉下心来，继续给高翰文写汇报，同时写信请求府城拨付织机，建德县穷得叮当响，自己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