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记录，这种尺度才有可能记录下冥王星的存在。

一般来说。

在数学定义上，手绘观测记录对于星体的准确度只有5%左右。

也就是100张记录里头，大概有5张符合纯数学的计算结果。

“银经偏差值0.0072，532号档案未发现明显异常！”

“银经偏差值0.0151，259号档案未发现明显异常！”

“黄经偏差值0.4496...777号档案移动轨迹明显！”

“收录！”

“黄经偏差.......”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张张观测记录被辨识分类。

其中绝大部分被重新装回了原本封存的档案里，但也有少部分被留在了桌面上。

看着身边两厘米厚的小纸堆，徐云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呼出一口浊气。

实话实说。

今天现场的难度比他预计的还要高一些。

在徐云上辈子还在没下海经商的时候，曾经在单位的组织下，听过一次张家祥先生的讲座。

讲座上。

张家祥先生提到了他的尊师，华夏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张钰哲院士，那部分内容令徐云至今难忘。

张钰哲院士出生于1902年，第1125号小行星中华星就是他在1928年时发现的。

1950年时候。

张钰哲院士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并且开展了小行星轨道测定。

可当时别说超算了，国内连普通的计算机都见不着半个零件呢——国家要到六年后才会成立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并且在老大哥的援助下得到了M3型计算机的相关资料。

直到1958年。

国内才制造出了每秒30次的电子管计算机。

所以在50年代，张钰哲院士和李珩先生组织了一批七十多人的团队，靠着肉眼去计算、分辨观测记录。

1950年啊......那个时间点的大环境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了解一些。

当时新华夏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的钱袋子紧巴巴的。

别说科研了，甚至连大典上的飞机都不够数呢：

大典上只能把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其中有9架P-51来回飞了两次。

所以那个时期，张钰哲院士他们是没多少经费去拍摄相片的——因为底片很贵。

他们分辨的观测资料主要来自老大哥，老大哥当时和咱们关系还不错，三年内传了7000多份观测记录。

数量确实不少，但这玩意儿有个很麻烦的地方：

它们都是扫描版，辨识难度和原件完全是两个概念。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

张钰哲院士他们咬着牙去推导公式，然后按照差值去比较观测记录。

最终在50-54年之间，他们发现了40多颗新星，为华夏的天文学发展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肉眼对比是一种很原始、很无奈、甚至可以说很‘蠢’的方法。

但在计算机出现之前，这也是唯一可用的一种选择。

1950年如此，1850年亦然。

随后徐云深吸一口气，继续做起了校对。

只见他重新拿来一张纸，飞快的按照之前的计算过程动起了笔。

“f@(x，y) 2.4645*x^2-0.8846*x*y+6.4917*y^2-1.3638*x-7.2016*y+1......”

一分钟后。

徐云看着面前这张编号为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