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迪驱车来到叶子农户籍所在的居委会，这是一间建在两座四合院之间的平房，看样子有些年头了，像是“大跃进”时期的建筑，房子有十几米宽，正中间是一扇比普通住宅的门稍大一些的铁门，里面被隔成两个房间，一间大一些，显然是会议室，穿过会议室还有个小一些的房间，就是办公室了，办公室里有张办公桌和一个很大的文件柜。

办公室里吵吵嚷嚷的有五六个人，男的女的都有，像是在调解纠纷。方迪进去，见里面的人争吵，也不便打扰，就站在门框旁边等着。

一个年近6的大妈注意到了方迪，问：“姑娘，你找谁”

方迪回答―“我找居委会黄主任。”

大妈说：“我就是，你有什么事”

方迪说：“上午居委会给我打电话，通知我来拿叶子农的东西。”

黄主任站起来说：“你就是方迪吧？电话是我打的，叶子农寄的东西到了，早先他来过一个电话，说是让把东西转交你。”

方迪说：“我就是方迪。”

黄主任对争吵的人说：“你们先协商着，我先处理那事。”然后走过来对方迪说，“这里太吵了，咱们外面说去。”

出了房子，听不到里面争吵了，方迪主动把身份证拿给黄主任。

黄主任看完身份证，问：“你跟子农什么关系？”

方迪回答：“叶子农跟一个叫九哥的美籍华人是朋友，九哥要在北京开公司，东西是要交给九哥的，现在他人不在北京，在纽约。我是九哥的朋友，跟九哥合伙开公司，所以九哥让叶子农写的转交给我，我替九哥保管。”

黄主任又问：“你一个北京姑娘，怎么会跟纽约的美籍华人是朋友呢”方迪回答：“我在纽约留学。”

黄主任问：“有护照吗”

方迪回答：“有。”拿出护照给黄主任看。

黄主任看过护照说：“电话、身份都对，关系也说得通，行，东西可以交给你了。”

黄主任进屋，很快就有两只木箱子被4个人抬出来了，方迪赶快上去帮忙，大家七手八脚把箱子装上了车，一只装进后备厢，一只装进后车座，方迪连声道谢。帮忙的人装完车回屋里继续争吵，方迪也要向黄主任道谢告辞了。

这时，黄主任说：“姑娘，还有个事得给你说说，你能不能让你那个叫九哥的啥朋友给子农带个话呀？子农的电话联系不上了，这国际长途也打不起呀。”

方迪说：“叶子农可能去巴黎了，没关系，有什么事您说。”

黄主任说：“子农在我这儿留过一笔钱，这不房子拆迁嘛，分房要补交一部分钱，还有平时交个卫生费什么的，要说且够花的，可新楼那边情况有变化，暖气要交初装费，燃气也要交初装费，以前没说这个呀，那也得交啊，还有这搭伙封阳台，搭伙装修、换门，搭伙它不便宜嘛，你说这钱交不交啊？都交那钱就不够了，不交又怕给他耽误了。”

方迪问：“需要多少钱？”

黄主任说：“加上还有的，再有两万块钱就敞开儿够。卫生杂费什么的好办哪，没钱了我先帮他型上，他又不在家住，也没什么水电费。”

方迪又问：“您几点钟下班”

黄主任说：“6点。”

方迪说：“6点之前我一定把钱给您送来，拿5万，要再有什么事钱不够了您不是有我电话吗，您直接给我打电话就成。”

黄主任说：“敢情好了，钱放大妈这你就一万个放心，少不了他一分的。”

方迪说：“那谢谢您了，我把箱子送回去就来给您送钱。”

黄主任高兴地说：“好嘞。”

黄主任不知道叶子农的“部长事件”是不可能的，却一句没提，既有街道大妈的家常与亲和，又有居委会干部的分寸与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