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不失为一个妙招。

其实到了后世，所谓的税改也就是对税收分配的博弈，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争夺税收的分配权。

张居正的经济之道，其要点就在于土地。

此时全国土地兼并和欺瞒官府的现象十分严重，丁口逃亡，户籍不清，地方的赋役负担极度失衡，导致“国匮民穷”，收益的只有地方士绅和官员。

对此，张居正就产生了在全国重新丈量田亩，清查偷漏的田产的打算，同时还要追缴积年欠税。

实际上，考成法本身目的之一也是追缴积年欠税，朝廷太穷了。

魏广德利用铸钱，为朝廷增利，他也不得不想出让朝廷收入大增的法子，否则可不就被魏广德比下去了。

可他要是清丈田亩，那就不得不面对黄册户籍问题。

天下到底有多少户，有多少人口，又都分布在哪儿。

可以说，清丈田亩和清查户籍都是非常消耗官府精力的一件事儿，可不能轻易进行。

而这两点，又称为推行一条鞭法最大的阻碍。

田亩和户籍不清，一条鞭法就达不到目的，因为此法目的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明朝的黄册和鱼鳞册，分别记载全国户籍和田亩情况，是朝廷征收赋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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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广德和吕调阳静静听完张居正的想法，都有些犹豫不定。

问题，他们当然知道，可是黄册和鱼鳞册都要进行更新，这耗费的人力物力可就不是简简单单动动嘴皮子的事儿。

但就是黄册，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每十年重编一次，每次编制无不是要对地方官府进行动员，还要动员南北国子监上千监生参与其中。

也是因为太过麻烦，所以到了中期，黄册就逐渐成了过场，许多地方都是直接抄前一次的黄册，只是把其中登记的个人每人加十岁。

为此，当初杭州还闹过一个笑话，那就是杭州一地出现上百个百岁老人。

但实际上，这些人许多早就不在了，只是编制官员图省事儿，直接照抄了事。

清查田亩，找出隐田有利于分摊赋役，是“均平”，可如果连带人口也清查的话，那工作量可就大了。

但是人口涉及丁银，难道就不查了？

要知道，朝廷试行一条鞭法的口号就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查的不仅是赋，还有役。

“有一事，善贷可能还不知道，我也是昨日才忽然想起，觉得其中或许真有怪异之处。”

张居正又说道，“这还是隆庆五年南京报上来的事儿，那时候善贷还在老家丁忧。”

于是，在张居正口中，南直隶一桩陈年旧事就被翻了出来，在内阁里说起。

“此事源自嘉靖十四年，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程鹏、王相发现歙县单独给税“人丁丝绢”，共计银6146两，而徽州府下其余五县不用给。

他们发现其中不妥之处，并多次将这个情况上报给徽州府，甚至越级上报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因巡抚和巡按很快调离，而具体负责官吏是其余五县人，此事一直拖延，直到二人去世，此事就不了了之。

隆庆三年，隶属于徽州府境内新安卫的军户帅嘉谟查到“人丁丝绢”让歙县单独承担，并通过徽州府志里记载验证了自己的想法，便继程鹏、王相之后继续呈文，详细地写明了自己的查考过程，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巡按御史刘世会、应天巡抚海瑞等人。”

所谓的“人丁丝绢”，就是按照户籍人口征收丝绢，以实物缴纳，所征本色丝供应官营织造，折色绢匹运送中央，以备支俸及赏赐。

明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