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尧之所以授舜也。”

这话说完，在场的其他满清官员中除了刘墉和几个文官顿时面色一变，其他武将都不明白赵新在说什么。

“你！”刘墉目光一凝，眼中顿时射出一道寒光指向赵新，面部的肌肉不自觉的跳动了几下。赵新的话像一记鞭子，狠狠的抽了他一下。

所谓骂人不带脏字，赵新如今深得其中三味。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道统”概念的便是朱熹，而赵新刚才所说的便是其在《中庸章句序》中关于道统的阐述。

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子一直秉持着舍我其谁的风骨！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赵新的话是明褒实贬，意思是你刘墉虽是所谓的大儒，父子虽然号称清廉，可你连读书人最重要的道统都没了，扯什么风骨呢？士人的话语权都没了，不是狗腿又是什么？

话说赵新之所以能显得这么“有学问”，其实源于他和汪中的一次深谈。

在汪中看来，自北宋以来，随着“道统观”的形成，天下读书人一直实践着“以道自任”的政治理想，凭借道统话语权与代表治统的皇权相互制衡。

不管是朱熹还是后来的王夫之，他们都认为道统有着独立于治统而存在的优越性，而儒家士大夫必须要有自觉保存“道统”的使命感。在儒者心目中，理尊于势已是共识。宋明以来，儒家士子无不希冀按照“道统”的理想来整饬人间秩序，达到将“政统”纳入“道统”，这便是所谓的“致君尧舜”。

汪中当时问赵新，你以为是文字狱让读书人怂了，怕了，甘愿给满清当奴才吗？

赵新的回答是对啊，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可汪中接下来的话完全刷新了赵新的认识。他说文字狱这种事古来有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只不过到了本朝最为残酷暴虐而已，而自乾隆继位以来更是扭曲到了极致。

让很多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宋代，文字狱之多数不胜数。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前后大约几十起。

是，刑不上士大夫，皇帝不搞抄家灭门，可他玩流放啊！古人到了烟瘴之地的南方没有不生病的，很少能熬到大赦还乡的。

可是宋明时代即便士大夫们因文字狱屡遭迫害，可他们还是固守道统，用尽各种方法和皇帝分权，为什么到了清朝就玩不转了呢？

汪中告诉赵新，真正的原因不是文字狱，而是“治道合一”！

随着康熙时代皇帝“治道合一”形象的建立，儒家士子所凭借的道统“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崇高政治理想终于破灭，士人籍以批判政治的道统权和话语权丧失，由此才会被文字狱拿捏的欲死欲活。

那些担心“道之不行”的在朝理学儒臣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经筵讲习”方式加速了满洲贵族，尤其是清初皇帝的儒学化过程，最终完成了“征服者被征服”的历史性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旗人家庭的规矩比汉人还严还繁琐。你不是说我们是蛮夷吗？我就比你们汉人还要讲规矩，讲礼节！事实上也正是满族权贵的汉化，才加速了“治道合一”的步伐。

其实顺治年间皇帝参与经筵的程度并不高，可是从康熙开始，随着经筵会讲的频率逐步增多，好学的康熙对儒家文化的掌握也有了一定的自信，经筵的性质也就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儒臣向帝王传授汉族文化，转换成了帝王发表自身见解并训示汉人臣子的一种手段，士人“帝王师”的角色逐渐丧失。

学识堪为儒者师的康熙一手以“大一统”重构华夷之辩，另一手以文化认同消解种族之别，到了雍正时期的《大义觉迷录》才瑧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