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税赋是一个黑洞。

是任何一个朝臣，或者皇帝都无法触及的领域，即便是皇命，在执行的时候，也会被打折扣。

明末税赋自万历年间，加派征辽饷，再到崇祯年间，增加剿饷和练饷，在崇祯九年起，一年高达两千一百万两白银，而征三饷，是导致百姓揭竿而起，各地起义不断的主要诱因。

顺治元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曾经下诏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骨刮髓。

自顺治元年起，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诏买米豆尽行蠲免，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

多尔衮深知三饷的危害，并且为此下达了必杀令，多尔衮这个人打仗不行，但是搞肃清，那是一等一的强，如此严厉的必杀令之后，有效果吗？

答案是否定的。

顺治二年六月，多尔衮就以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征辽饷在被废止了一年以后，再次起复征收，而后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在同年九月份以同样的理由，再次恢复征收，仅仅剿饷累年征收就高达五百万两。

而崇祯年间，征辽饷是九百万两，剿饷是三百三十万两，练饷是七百三十万两。

故复照旧派征，就是多尔衮开始征收三饷的理由。

而这个理由多尔衮用了很多次，顺治皇帝福临同样用了很多次。

从基本的田赋商税之后，巧立名目，在国家性质上，设立了耗羡、平余、落地、压税、帖捐等等税赋。

而旗人免税和旗人每月八两旗银的基础上，建立了如此多的名目的税赋，税负之重，比之明末有之过而无不及。

所谓永不加赋的康乾减税制度，就如同双十一提前涨价，消耗大量时间成本之后，依旧溢价购买货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而且真的永不加赋吗？不加赋？那就摊派嘛，左右不过是换个名字。

鞑清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治，防止所谓的海外反攻，开始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海禁，将沿海迁界“上自辽东、下至广州”沿海数十里地区，全部扫荡成为白地，将百姓们从沿海迁出，达成海禁的目的。

且不说这些沿海地区本身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灭绝性损失，这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是无价的。

就是迁民之后，这沿海数十里的白地迁界，他们本身承担的税赋，就会被转移到其他地区。

而鞑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摊派。

其（界内）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自江南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

相比较明末，清政府在入关之后的苛捐杂税，远甚于大明。

不是清政府不愿意改变这种困局，是完全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

废除三饷后，仅仅一年，就不得不再次恢复三饷的征收，完全是这笔税赋，你朝廷不要，自有人去取。

你朝廷拿你的，我地方拿我自己的，互不干扰的绥靖，就是清政府入关之后，和反动地主、富户、缙绅、官吏们达成的妥协。

是多尔衮的错吗？

多尔衮这种打仗，打着打着都能当逃兵的主儿，它能承担的起这样的历史责任？

这么多反动至极的措施，多尔衮他可不配。

其实归根到底，为了完成统治，清政府的行为，完全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玩成了近似于奴隶制，才勉强保持了稳定。

即便是改朝换代都无法避免的赋税黑洞，毕自严终于是利用推广番薯这件事，要下手了。

“毕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