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熊孩子一句“我就是要当兵”，引来的不是咒骂、唾弃，而是称赞，会夸他有志气。

这就是区别。

想要制造这样的区别，除了大略的方针，不变的宗旨，细节上，正是有花见羞这样的宣传工作者，细致入微地处理工作。

电影没有上，舞台剧先上，这样一来，本地的老百姓，或许可以先听一个方言版的，等到时候电影上映了，官话版本的电影，只看画面，也是看得懂的。

这样的宣传，就更加的深入，接受的群众，也就更多。

还有戏班子这样的操作，看似吃力不讨好，毕竟年轻人不爱看戏，愿意看的，大约都是泥腿子老汉，又或者是没啥见识的老婆子，然而不管是老汉还是老妇人，他们在自己的家庭中，天然就是长辈。

含饴弄孙之际，长辈的话，长辈的道理，除开人生的总结，还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剩下的，便是从故事中寻找。

说书人讲的故事里有道理，戏台子上的咿咿呀呀，何尝没有道理？

这时候长者们从故事中感受到的悲凉、愤怒，自然而然地，会形成一种明辨是非的认知。

黄世安很坏，且该死；“劳人党”很好，是救星。

这就是愤怒，这就是道理。

而这样的愤怒，是被压迫者底层人的朴素愤怒，有阶级仇恨在，却是懵懵懂懂的，并不能理解；有了后者，知道了谁是救星，这固然也不是什么阶级意识觉醒，却也不妨碍这些懵懂者，去告诉后来人、旁人，遇到了压迫，遇到了剥削，应该去找谁。

所有的这些细节组合起来，便是“劳人党”宣传系统中的一种工具，能够以极为高效的方式，进一步将群众团结，不必去刻意地区分职业上的高低贵贱，只需要看到自己处在什么样的阶级上，就能明白，谁才是同志。

这些成果，跟“劳人党”中浑水摸鱼之辈的数量，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哪怕都是敷衍了事，哪怕都是毫无感情，观众，尤其是原本就毫无娱乐活动可言的最底层，一切新东西，一切娱乐活动，对他们而言，都是新奇的。

演戏的大明星哪怕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他们，这没有关系，他们看到的，不是大明星，而是大明星的角色，这个角色哪怕是提线木偶，于此时此刻的他们而言，都能脑补一出感同身受的大戏。

电影、戏台中的可怜人让人潸然泪下，然而，谁又不是可怜人呢？

才吃了几个月饱饭？哪里敢自认高贵，又觉得自己一定不会再被压迫呢？

帝国还在，凌烟阁还在，头顶的一片天，还是皇唐天朝的天。

有天子的时代，他们只是被朝臣放牧的一群动物。

代天子牧民，古时是贵族大臣，现在么，只是数量更多了一些，花样也更多了一些。

所以，花见羞在宣传上的细致入微，越是能够感动、团结这些被放牧的“牛羊”，他们越是不敢松懈，更不能削减一点点仇恨。

仇恨必须激烈，愤怒必须饱满，且要将仇恨和愤怒，传达出去，传承下去。

否则，倘若有一天激烈的仇恨缓和了，饱满的愤怒松懈了，自己的子孙后代，是不是又要在“赵家湾”再会一次“赵老太爷”呢？

这是不敢想的，只要想了，就会惶恐，且无比的惊惧。

大字不识的一个佃户，他不曾拥有“田骨”，然而从“劳人党”那里拿来的“永久田皮”，他是如何都舍不得再失去的。

有“劳人党”在，这“永久田皮”，比皇唐天朝白纸黑字的“田骨”还要妥帖，还要让人放心，皇帝在上面盖一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也不如。

毕竟，自己能有皇唐天朝的“田骨”，自然就能失去，因为自己经历过，或者自己的父亲、祖父、曾祖父经历过。

没有文化、思想朴素的佃户，只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