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纪天霞的话，钱镖根本没办法给承诺，自然也不必说一个可能出来。

王角自始至终，都没有接受他的“衣钵”。

同样都是“星星之火”，王角的这点火力，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认为农民们是群氓，是无知的可悲的不断重复悲惨的奴隶，是不可能自我得到救赎、解脱的。

自古以来，天灾人祸导致的农民暴动，什么时候成事过呢？

最后的胜利果实，总是被这个圣君那个贤者给夺取过去。

这仿佛是注定成不了事的。

然而王角不但大胆地依靠了农民，甚至依靠的，还不是小有产者的小农，是社会的最底层，是几近赤贫甚至完全赤贫的佃户、农奴。

他们迸发出来的力量，本该是无序的，可是在王角的率领下，在“劳人党”的指导下，非常有序地前进着。

更让钱镖感慨的是，他曾经以为有希望依靠的工人组织，必然是东京、武汉这样的超级城市。

城市中的暴动，因为先天的组织度，必然是要成功的，即便最后失败，也会有短期内的成功。

然而王角依靠的，却并非是超级城市中的城市工人，南昌固然也是大城市，但是非农人口中的工人集团，却是极为罕见。

那些下岗之后走投无路，亦或是彻底没有了生存指望的失业工人，其中一些技术骨干，都是在第一时间选择前往苏州、杭州，在那里，还是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并且维持着体面。

唯有那些中层、底层的，当社会的动荡，轻易地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权力之后，尤为渴望通过劳动养家糊口的失业工人，从“劳人党”那里找到了希望。

劳动是必须的，劳动是可能的，劳动是有目的且有伟大目标的。

“劳人党”为劳动本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这也是理所应当该有的价值。

所以，当“劳人党”组建全新的工人组织之时，这个组织的目的，有且只有一个，毫不犹豫地守护他们神圣的劳动权利。

既崇高，又现实。

这不是虚无缥缈的承诺，也不是花言巧语的欺骗。

弱小的“劳人党”只有安仁县二十几万群众基础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外部资本来维持，因为市场太小，任何调控都显得没有意义。

当“劳人党”的群众基础便是数以百万计算，乃至突破五百万人口的时候，这个市场，这个即便还很贫穷，但并不落后的市场，是足够支撑起一场初级工业革命的复现。

王角并不能理解其中的逻辑关系，他和“劳人党”的智囊参谋们，要做的，就是做极为简单的算术题。

“劳人党”直接统治的范围内，五百万人口就是五百万张嘴，每天每个月每年要吃掉多少东西，算一个总账，那么，他们要做的，就是想发设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去满足这个要求。

而为了让每个人都活下来，还能吃饱穿暖，那么，就要每个人都精打细算，所以才会有反对铺张浪费。

这不是感情上的东西，而是王角桌子上的一张表格、一张纸，是冷冰冰的数字，是没有感情的。

然而没有感情的东西，在赋予了崇高的理想之后，这个行为，这个行动，自然而然地，超出了原有应该承载的道德上限。

存天理，灭人欲。

人要吃饭，这是天理；胡吃海喝，吃一碗倒一碗，这是人欲。

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精英们，尚且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也会让跟随“劳人党”的群众们，进一步深刻地感受到其中的重要性。

在“劳人党”的旗帜之下，五百万人不是互相孤立的个体，他们互相之间，是需要对方的，对方的存在，才是自己存在的重要保障，重要力量。

所以，哪怕都是在说反对铺张浪费，离开“劳人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