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者是朝臣们都知道，草原非官家无以平定，他是整个对契丹计划的制定者，只有他在才能做好，二者便是朝臣们对皇权的尊重，或者说是恐惧。

待契丹灭国归宋之后，赵祯才有空暇看了看自己，皇权已经膨胀到了要开始限制的程度，赵祯可以自私的说皇权在自己手中无限膨胀不是坏事，反而是有利大宋的好事。

但他不得不承认，皇权若是传递下去就必须要受到限制，因为他无法保证大宋的后世之君中没有昏庸之人，这种依靠血脉继承而非能力选出来的继承制度存在了太多不确定性。

而封建皇权的继承与传递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太子立长不立贤。

所以这其中的变数太多，谁都知道皇权最后会在谁的手中，大宋的嫡长子无论贤明还是昏庸都将继承这至高无上的权利，而这权利却是一把双刃剑，有时会给王朝带来繁荣和复兴，有时却会给王朝带来灾难，甚至是毁灭。

赵祯不是一个机遇论者，更不是一个赌徒，他喜欢稳扎稳打，这么多年在帝位上他看清了许多东西，尤其是手中本就不应该属于自己的皇权。

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关系应该就如同人和镜子，镜子的作用是应该真实的反映出人的模样，无论优点还是缺点都应该能纤毫毕现的反映出来。

如此镜子才有价值，相权才有价值。

相权能限制皇权吗？显然不能，在正统性和礼法上皇权碾压相权，最大的区别在于皇帝轻易不能换，而宰相却可以更替。

若是宰相能威胁到皇帝的地位，便是皇权衰落的表现，相权在这个时候崛起，可能会出现取代皇权的可能，但这事实上也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一次转换。

在华夏历史上这样的转换不在少数。

但在大宋，大宋的宰执根本没有能力与皇帝抗衡，甚至连抗衡的实力都没有，相权到了大宋已经被限制的死死的。